学者简历
成小秦, 1951年出生于河北秦皇岛,1954年随父亲调西安,1964年考入西安外国语学校。1969年春,插队麟游县桑树塬公社,务农三年,1972年春,作为“可教育好的子女”入陕西师范大学外文系读书。1975年毕业留校教书,1978年赴英国留学,1980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英文系,此后十多年,先后在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从事翻译。1995年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书至今。
师恩难忘
作者:成小秦
我们这一代,可谓生不逢时,正值向学年华,却因“文革”而失学。“停课闹革命”三年,学业荒废;“上山下乡”三年,日作夜息,偶在农闲时,或收工后读点儿闲书。 
   
记得在李家塬三孔破窑,荧荧油灯旁读书,常会走神,忽忆及中学时代,坐在明亮的教室里,朗朗念书的情景,嗟悔无及:悔恨自己在能读书时,辜负长辈的教诲,虚度光阴;悔恨自己在“文革”中,批斗师长。悔恨之余,也盼望有朝一日能重返校园。 
   
这一天终于盼到了。1972年暮春,我作为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”,有幸进入大学,虽说是“工农兵”学员。 
   
拿到录取通知书,一看是“陕西师范大学”,不免有些失望,后来才知,自己因“政审”问题,让西安外国语学院刷掉。稍后,外交部选送原外语学生留学,我又因“政审”问题,再遭淘汰。虽然失望,但能继续求学,我已知足,况且,师范大学每月发放伙食补贴,解决了吃饭问题,可谓“吃饭大学”。 
   
暮春时节,政治气氛虽诡谲,让人还能喘息片刻,再往后,运动一个接着一个,政治压迫使人窒息,只觉得黑暗复黑暗。在我深感茫然之时,幸遇王有勤师和江冰华师。他们待我如子侄,帮我砥砺心性,增长学识,教我在蒙昧中不再自欺。 
王有勤师
   
在欢迎首届“工农兵”学员会上,我注意到,一位老师与众不同,其貌不扬,一头花白乱发,面黧黑,长着赘疣,身穿泛白的蓝咔叽中山装,皱皱巴巴的,坐在衣冠整洁的教师中,实在显眼。从会议开始至终,他一直昂头吸烟。 
   
后来,我得知老师姓王名有勤,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。据说,当年,王老师在学校颇具才名,脾气也大。1940年代末,物价飞涨,他在西安某中学教书,校方常欠薪水,一次,王老师上半节课,就宣布下课:“按学校支给的薪水,教你们三分之一就尽够了。” 
   
外文系草创之际,英文老师不多,加上手头缺少词典和教材,学员遇到生词和语法问题,常去教研室求解。某天,我读到一个长句,结构复杂,久思不得其解,就去教研室请益,从门外探头一看,王老师抽着烟,翻看《参考消息》,于是轻敲房门两下,然后进去,双手将书捧上:“老师,有个句子看不懂,请……”王老师瞥了一眼,冷冷地说:“我不懂!”我一愣,收起书往外走,刚到门口,听见他说:“拿来!拿来!”他接过书,略一过目,便解析句子,还从抽屉拿出一张纸,随手写出类似句型,让我用心看。讲解完毕,老师叮咛一句:“我看你还好学,有问题就来吧。”  
   
日久,他得知我的身世,有天下午,在走廊遇到我,将我召进教研室,笑着说:“你爷是咱陕西的绅耆呀。老先生有骨气。你好好学!别跟那伙人耽误工夫!”我们日渐熟悉后,某日,他提起“那伙人”大发牢骚:“工农兵大学生?小学生嘛!还‘上、管、改’?胡闹!” 
   
1973年,校园掀起大批“师道尊严”的妖风,工宣队号召学员“头上长角,身上长刺”,“同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。”于是乎,评教评学会上,某些学员对老师肆意评判,批得老师们惶然不安。王老师对此大为不满,怒斥:“师道尊严不讲了,欺师灭祖!” 
   
王老师上课,偶尔过了钟点,才蹒跚而来,将一迭交叉捆扎的中药包放在讲台上,微微欠身致歉,就拿根粉笔,边写例句边讲授,下课铃一响,拍拍身上的粉笔末,提上中药包就走。后来,我们才知,师母久病在床,全靠老师服侍,两个儿子也需他操心。老师一介寒素,又不善家务,其苦状可想而知。 
   
王老师讲课时,手无片纸,所举范例,往往脱口而出,随手板书,看似复杂的语法,他三言两语就讲得透彻。有时,他讲到兴头,还会说些逸闻趣事。一次,他说起中国人学英文,认为“精通英文的,当属辜鸿铭先生。”我当时蒙昧,不知辜鸿铭为何人。只听他说:“老先生是大儒,懂多国语言,英文最佳。一次,老先生坐在六国饭店大堂,头戴瓜皮帽,身穿绸马褂,端一水烟在抽。这时,过来两个洋人,一个上前,轻蔑地问:What -nese are you? Chinese or Japanese?’老先生放下水烟,回敬道:‘What -keys are you?  Donkey or monkey?’洋人自取其辱。一打听,才知他是著名的Tomson。”说罢,老师露出少见的笑容。课后,有人向工宣队告状,说王老师上课迟到,课上放毒。为此,王老师挨了工宣队师傅一通批,从此讲课不再即兴发挥。 
   
我留校教书后,常得老师亲炙,从板书规范,到精选例句,都详加指点。那时,每逢周三下午,系里必有政治学习。大家围坐一圈,先念“最高指示”,再读“两报一刊”,然后组织讨论,极左的争先发言,其他人被迫表态。此时,惟见王老师昂头吸烟,一脸的鄙夷不屑。工宣队师傅点名发言,他就说:“我没啥说的。”
 
一天,我在教研室练习打字,忽然,两个学生架着王老师进来。只见老师垂着头,面色苍白,我和陆华珊老师赶紧上前,扶老师坐下,忙问学生怎么回事。学生说,王老师讲课时有些晃,像要昏倒。我给老师倒杯开水,他摆摆手,有气无力地说:“没事,早上没吃东西。”歇了一会,老师说:“麻烦你们把我送回去。”我和陆老师就左右搀着他,慢慢往家属区走。架着他的臂膀,只觉瘦骨如柴,抖得厉害。旧布中山装袖口,满是烟灰烧痕。
他的家住在平房区,庭院碎砖铺地,遍生青苔。走到一溜平房东侧,老师说到了,摸出钥匙,哆嗦着打开房门,屋里阴暗,弥漫着烟味,书籍与锅碗瓢盘,凌乱一片。老师说:“屋子乱,我就不留你们了。”我随陆老师出来,带上门,不禁心生悲酸。 
   
1970年代末,我在英国留学期间,接友人来信,说老师1978年末即病倒,沉疴在身,自知不豫,亟盼住进楼房,常让儿子搀着,去工地看教工楼起到哪层,谁知,楼未竣工,老师便归道山。悲夫!    
江冰华师

 

受业于江冰华师,在入学次年。那时,我们仍懵然无知,就升入二年级,听说江老师任课,同学都很期待,因为,江老师在系里名声最大,曾为周总理和毛主席翻译。

 

开学第一课,江老师拎公文包步入教室,身着栗色华达呢中山装,笔挺而庄重,前额开阔,一副深度眼镜,目光专注,两颊峻削,刮得泛青。这一亮相,给我印象至深,后来,读了温源宁先生的Wu Mi,A Scholar and a Gentleman(吴宓,学者与君子),恍然觉得,江老师的相貌,乃至耿直的秉性,颇似乡贤吴宓教授。

 

据老师说,抗战胜利后,他考入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学习英文。那时,他和同学常读《秦风·工商联合版》(当时,先祖父成柏仁担任报社社长),深受影响。国民党当局禁止报纸发行,他们就用包袱皮将报纸包裹,相互传阅。此后,他参加学生运动,并于1947年初加入共产党,同年,转入华北联合大学英文系学习。1948年初,他随军南下,先后在南京、广州、海口军管会外事处工作,1957年底,奉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,任对外部阿拉伯语组组长。

 

从江老师的资历看,他是共产党培养的红色外事干部,前途看好。讵料“文革”爆发,广播事业局造反派将丁一岚(邓拓夫人)打成“走资派”。当时,江老师在丁局长手下工作,已近十年。造反派威逼江老师揭发丁一岚,他坚决不从,结果,惨遭批斗,成天坐在办公楼黑过道里写检讨。

 

其时,师母在家乡生产队任妇女队长,厚道而干练,听说江老师在北京受难,知他性格刚烈,怕有三长两短,连忙从泾阳赶到北京。她见到老师,开导说:“老江呀,北京干不成,咱回家种地去,千万别想不开。”后来,老师多次给我提及此事,对糟糠之妻的感激,溢于言表。其实,老师也盼着早日返乡,在外工作近二十年,期间,老伴在家务农,服侍二老,带大三个男孩。拖至1972年初,老师才办妥调动手续,来陕西师大教书。

 

1973年下半年,《人民日报》大肆宣传“白卷英雄”张铁生,并假借懵懂女童黄帅之口,大批“师道尊严”。一时间,校园纷扰,“工农兵”学员纷纷利用评教评学会,刁难并批判老师。班上有两三学员,因不满江老师在作文本上打叉,频频告状,并挑拨同学,在课堂上为难老师。

 

一天上课,江老师提问某学员,一连三问,该学员拒不回答,老师愤然:“不愿听我的课,可以走。”该学员拿起课本,含怒离去。顿时,系里舆情汹汹,批判矛头直指江老师,但老师不为所动,拒绝检讨。他出身好,老党员,不像其他“臭老九”,惧怕工宣队和“工农兵”学员。

 

临近期末,某些学员困而不学,在工宣队挑唆下,喧嚣“取消考试”。系领导怕学员闹事,遂宣布“开卷”考试。所谓“开卷”,就是公然抄袭。我身为班长,对这一作法异常气愤,决意罢考。江老师把我叫到宿舍,严厉批评我幼稚:“工宣队‘左’,你也跟着‘左’?”

 

自1974年初,乱象丛生。教育界在“反右倾回潮”中,掀起学习朝阳农学院办学经验的高潮,什么“开门办学”“社来社去”“三上三下”,不一而足。此门一开,学校教学秩序大乱,纷纷关门停学,去乡野,去厂矿,去军营,和工农兵一起“批儒评法”。

 

4月初,外语系工宣队再度“开门”,将全系师生拉到西安高压电瓷厂(位于西安西郊)办学。该厂是五十年代初,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之一,主要生产高压电瓷。我们住进一栋尚未竣工的红砖简易楼,分男女宿舍,在水泥地上打通铺。每天一大早,小喇叭准时放起音乐,师生们爬起,洗漱完毕,列队走向厂区,早饭后,领劳动布工装后下车间。我们三个同学,因身体条件好,与江老师一起分到制泥车间,整天搬泥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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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4年4月,西安高压电磁厂,后排左起:江老师(1)和我(2)与工友合影 

 

在工厂“开门办学”,未学一句外文,学的是《毛主席语录》,还有供批判用的孔、孟语录。一天晚饭之后,工宣队师傅针对学员刚学几句英文,“就对美帝国主义的认识模糊了,”组织学习讨论《别了,司徒雷登》。散会后,江老师对我说:“司徒雷登并非‘没有什么事做了,只好挟起皮包走路。’他一直留在南京,与我方接触。临走那天,我为他办完离境手续,他临登飞机,转身向我们深鞠一躬。”江老师边吸烟,边回忆:“谁知,隔了二十多年,中美又接触了。”1949年夏秋,江老师在南京市军管会外事处,担任黄华的随员。

 

1976年,“文革”苟延至第十个年头,民生凋敝,奸宄当道。元旦,“两报一刊”循例发表社论,题为《世上无难事,只要肯登攀》,妄言:“看吧,‘到处莺歌燕舞’。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,我们的党朝气蓬勃,我们的人民意气风发,我们的国家欣欣向荣。”头版还刊登毛泽东“文革”前夕所写的两首词,其中,“还有吃的,土豆烧熟了,再加牛肉。不须放屁。”用语恣肆,殊不可解。

 

元月9日早,我晨练后回宿舍读书,校园大喇叭播放“新闻联播”。突然,哀乐响起,我连忙推开窗户,晨风冷浸,传来夏青低沉而悲伤的播报:“周恩来总理于1月8日9时57分逝世。”我伫立风中,泪水盈眶,静静地听完讣告,擦干眼泪,去找江老师。

 

老师问清是我,才开了门,他正收听VOA,眼圈红红的。他告诉我外电对中国政局的分析,忧心忡忡地说:“总理先于主席走了,恐怕没人能收拾‘上海帮’了。”我说:“主席看来身体也不行了。”前不久,观看新闻纪录片,毛泽东老迈龙钟,接见菲律宾总统夫人伊梅尔达,全然失态。老师说:“现在一报道主席,都说‘神采奕奕,健步走上主席台。’1965年,我见到主席时,老人家坐在那里,已气喘吁吁。会见完毕,广播事业局副局长金照再三叮咛,在外面千万别提主席的健康。”

据老师说,1965年6月某日,周总理接见坦桑尼亚专家穆罕默德·阿里,他担任翻译。主宾晤谈甚欢,总理开怀大笑,江老师也跟着笑,总理回头批评:“你笑什么?注意听外宾说什么。”两天之后,毛泽东接见穆罕默德·阿里,老师再度担任翻译。毛一边吸烟,一边谈笑,老师听不懂湖南话,由金照转述,再译为英文。会见结束,毛送客人到门口,挥手告别后,突然转身问江老师:“刚才他讲什么语?”老师愕然,因为,以前听说主席学习英语如何刻苦,晚上常在路灯下朗读英语。

 

3月8日午后,吉林地区突降陨石雨。报载,陨石雨规模之大,世所罕见。一时,人心惶惶,谣诼四起。小时读《三国》,知将星坠地,必有贤人将去。后读司马迁《史记 . 秦始皇本纪》,又知“三十六年,荧惑守心。有坠星下东郡,至地为石,黔首或刻其石曰:‘始皇帝死而地分’。”此虽小说家言,不足为信,但1976年,我们经历了,见证了这些天象,至今迷惑不解。

江老师陡然起身,从书架下层拿出一瓶二锅头,在破桌边沿磕开盖子,拿出两个玻璃杯,先给自己倒半杯,又给我倒半杯,说:“这个妖孽,祸国殃民!想不到主席刚去世,就有了报应!来!喝!”他仰头一饮而尽,又给自己斟满一杯。我端起酒杯,痛饮一口,但觉辛烈冲口,淋漓无比。我们边饮边谈,直到夜半。

  
 等我返回宿舍,躺在床上,“文革”往事历历,恍如眼前。从1971年初,我就期盼有一天,破毁这令人窒息的“铁屋”。没想到,这一天来得这么突然!辗转反侧,不觉东方既白。 
   
1980年代中期,我与冰华师分手,无论在外地或外域,常通过电话问候老师。九十年代初,我返回西安,去师大看望老师,见陋室里用的仍是早年师大配给的旧家具。老师离休早,离休金太少,还零星带点课,补贴家用,而师母为减轻家庭负担,年近八十,还在凌晨挥着扫帚,在家属区打扫卫生,挣钱补贴家用。 
   
2008年春节,我返回西安,听同学说老师从泾阳乡下返回,住西医一院。他因小脑萎缩,时常意识不清,性情大变。我连忙约上几位同学,去探望老师。我一进病房,就见老师形容枯槁,白发萧萧,陷在白色的枕头里。我凑近老师耳畔,轻声说:“江老师,我是小秦。”老师迷茫地望着,龇着假牙急急地说:“快!快!学生迫害我呢!”我心头一沉,知道老师心已迷乱。师母走近,拉住我的手说:“小秦,你江老师可把我苦咋了!”同学围着病床问候,我走出病房,站在走廊,心情沉痛极了,听见老师高声咒骂,恍然想起往事,难道老师在生命奄忽之际,仍没忘记“文革”中学生辱师的事? 
   
我离开西安不足两月,一天,去经贸大授课途中,忽接老师家人电话,说江老师走了,那天正在开追悼会。其时,我远在千里之外,曾沐教泽,却无法与老师作别,至今引以为憾。 
   
四十多年过去了,回念陕师大往事,苦涩多于怀念,惟有师恩,没世难忘。 
 
   2017年9月10日修改

成小秦专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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